在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的体制下，行政长官及各主要官员能否精準贯彻中央精神、立足澳门实际接地气拟定政策措施方案和进行决策，直接影响施政质量与成效。因此，因应新形势重塑行政长官和各司司长办公室功能，在兼顾基本行政联繫工作的基础上，有机地组合成一支可為行政长官和司长决策提供智力辅助的智囊团队，对完善决策链条，提升特区政府依法和科学施政的综合成效，以至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非常重要。
实施行政主导的体制，不仅在於為全面準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提供制度保障，而且是针对治理效能作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发挥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的优势，可保障政令统一、高效施政，确保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澳门有效落地，同时赋予特区政府因地制宜解决本地问题的治理空间。目前澳门已迈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新阶段，时代要求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有必要提升上述双重维度的决策水平。
一方面，坚守宪制责任，完整準确贯彻中央精神。例如，中央持续支持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為此，澳门特区政府重大政策规划、法律法规推出与修订、跨地域协同安排，必须对标国家战略方向，牢牢掌握“一国两制”底线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决策不能局限於澳门一地短期诉求，要创造有利条件让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确保各项施政不偏离中央部署。
另一方面，坚持立足澳门本土，实现接地气、可落地的科学决策。澳门地域狭小、人口高度密集、產业结构特殊，但民生诉求多元，交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活化旧区等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脱离社情民意、忽视专业规律，尤其是若欠缺统筹兼顾的顶层设计和适切的政策阐述，极易引发社会争议和不同持份者扩大矛盾，难以让相关政策顺畅落地执行。科学决策要求在智力辅助基础上，充分吸收居民、社团、业界和持份者意见，平衡不同群体诉求，兼顾法律约束、专业技术与社会承受力，避免政策“悬浮”。
想切实让上述每一维度的施政工作都达致理想效果，并把两大维度完美融合，不出现顾此失彼，难以单凭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个人研判来实现。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由於施政重大议题信息量大、涉及跨范畴协调、潜藏多重风险，再精明能干的长官与司长，在澳门的实际环境中仍有需要建立一支近距离的、具有宏观与微观视野和相关能力双结合的智囊团队，以集体力量承担创新引领、补齐缺漏、信息梳理、政策推演、风险研判、民意整合、方案对比等工作，扎实有效地辅助决策者依法和科学决策。
目前，根据《行政长官办公室及司司长办公室通则》，澳门特区两级办公室定位為行政长官、司长直接的技术与行政辅助架构。据悉，现实运作中，不少办公室工作重心偏向会务安排、文书流转、部门沟通，对外联络等事务性工作，而在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丶前瞻研究政策方案、统筹平衡持份者利益、精準研判民情变化、运筹减低折腾障碍等智囊功能相对薄弱。
至於澳门特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往往立足自身范畴提出的政策措施方案，容易局限於部门本位视角，局级部门下面的厅丶处，更往往只盯住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很难向上级提出具跨度和前瞻的建议方案;公共范畴各类諮询组织提出的意见，以现时特区的运作机制基本难以嵌入政府日常决策中。因此，优化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办公室人员结构、推动从事务型办公室為主转向為“事务保障+政策智囊复合型幕僚团队”，补齐决策链条短板，应该成為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方向。
同时，经了解，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司长办公室的运作模式，基本上仍是沿袭澳葡政府时期的模式。至今相关办公室欠缺完善的内部运作管理规则，办公室人员虽然会按上级指示提供政策丶技术或法律意见，但总体上没有形成团队合力，对於完善政策措施的作用有限。
事实上，许多政策措施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发挥相关办公室人员的个人歷练与熟知行政程序的优势，并扭结成团队合力，互相思维碰撞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一同全面修补拟定中的政策措施短板和解决相关问题，都会影响政策措施实施的成效。
例如，进行交通网络建设和推出交通管制措施，一般涉及土地开闢、不动產徵用或规划条件变更，必须履行法定程序推进。而且涉及路网容量测算、交叉口通行能力分析、车流潮汐特徵等交通运行专业知识。至於道路施工带来长期塞车、噪音、粉尘，以及部分居民担心大规模道路工程破坏街区风貌，挤佔休憩空间，商户忧虑施工影响客流等民情，政策措施拟定过程都不可忽略。
现实的交通网络建设和交通管制措施，包括新城A、B区跨海行车天桥建设方案，妈阁交通枢纽，青茂口岸周边交通配套规划，福隆新街步行区交通管制措施……多数只满足了法律层面，而在交通运行的专业性、可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和舆情方面，因欠缺科学和周全的思路推动补短，相关建设工程和管制措施便因效果不理想而常遭詬病。
又例如，社区经济是以各个社区、歷史片区為载体，依托社区空间、本地中小商户、居民消费、社区文旅、社区市集、文创小店等形成的在地化经济形态，是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均衡旅游红利、改善民生、盘活旧区的重要抓手。但发展社区经济肯定须要系统治理，每项政策措施都同时交织法律规范约束、专业技术支撑、社区商户创新引领和多元民情平衡等。
当中，面对新口岸区多家卫星赌场结业，新口岸商圈客流大幅下滑。澳门特区政府虽然推出多项社区消费优惠和商圈活化措施，但至今未能扭转商圈萧条态势，反而一些临时性提振活动考虑不周，摆设安排进一步阻碍区内部分商舖生意，令这些商户经营更為艰难。目前有大量商舖持续空置。
再举例，澳门在构建中葡平台和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进度和成效，与预期目标仍有较距离，一定程度上与澳门特区政府顶层设计和推动方案欠周全丶完善有关。
基於任何政策措施一经出台，往往会牵一发动全身。实践证明，以相关办公室个别人员那怕是专业人员，对接职能部门而形成的政策方案，难免存在质量不高和漏洞不少的状况，因為职能部门一般跳不出本位的框框，而办公室对接的个别人员，也肯定有其认知局限性。至於行政长官与司长当然会运用智慧优化政策措施和顶层设计方案，但人不是万能的，且都日理万机，相信亦没有足够时间优化到政策措施和所有顶层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发挥相关办公室团队务虚务实交错形成的多元思维，并站在工作岗位又以公共行政服务对象的居民身份，从多角度指出潜在问题和不完善之处，联同职能部门一起寻求理顺丶解决办法，对改善政策措施实施成效很重要。否则，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往往没法达到预期效果。以上只属举例，没有发挥好主要官员办公室智力支撑作用的情况，并不局限於此。
提升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办公室智力支援决策者依法和科学决策功能，并构建合理的支援模式与体系，应该迫切地成為澳门公共行政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亦有需要优化相关办公室人员的组成情况。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的职能分工、架构组成和人员编制，各局级部门均基本具备条件為政策措施的拟定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撑，因此，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办公室的人员结构不一定每一位人员都是业务领域的专家，反而应凸出具备既熟悉国情，对中央大政方针和国家政策的精神能深刻领会，并对澳门社会环境、发展特点，以及动态变化中的社情民意有清晰认知，且敢於打破条条框框和具有创新思维的工作人员。透过有效的运作机制，发挥相关人员所长，重点是以敏锐的政治和社会触觉，并以务实和前瞻的思维，因应发展需要提出研究新政策新措施的构思方向，以及根据职能部门提交的政策措施方案提出更能符合中央精神和澳门社会所需的优化方向。在此过程，相关办公室可与职能部门加强互动商议，并集中提出需求，以需求為导向，职能部门则在实际可行情况下，按需求从技术和专业层面完善方案。然后提交司长和行政长官决策考虑。
另一方面，回归以来，主要官员更换后，相关的主要官员办公室人员便有可能出现全面或大部分被撤换的情况，这是法律容许的，但澳门特区政府是“一国两制”下的一个政府，不存在西方国家政党轮替后重置内阁成员的状况，这种沿袭澳葡政府的模式(因回归前葡萄牙政党轮替结果及其影响会延伸至澳门)，不一定切合特区政府所需。
当然，依法有序地调换更适合的人员在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办公室工作是有现实需求。一下子大刀阔斧全部或大部分撤换的做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不见得合适;若以“稳”為主，基本不因应工作所需调整人员工作安排，也不一定妥当。对於办公室人员长期从事的工作，不意味是出色地做好了相关工作。做过≠做好。因实际需要，量才而用，配置适当的人在适当岗位，跟进适当工作，非常重要。
為着工作需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可考虑与相关办公室人员多沟通，集体与单独并重，以听取最近距离的工作人员、智囊团队有关施政和优化服务社会大眾工作的想法。在官场裡，如果没有形成敢讲真话、亲切沟通的气氛，很难做到下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澳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旧交织问题很多，没有公务员团队，尤其是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办公室的人员近距离积极主动建言献策，热心為补齐短板提意见，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决策提供具价值的辅助依据，特区政府在每一个范畴所交出的答卷，恐怕因不完善而难以让中央和澳门社会完全满意。
习近平主席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抽空与办公室各级人员沟通、了解状况，并推动办公室人员透过不同管道掌握政策措施落实效果和收集社情民意再作汇报，是重要的调研方式之一。毛泽东主席就非常重视听取身工作人员甚至是警卫人员对时政的看法。
同时，澳门特区政府应该深刻思考毛泽东主席以下一句名言：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创造新辉煌，在不同领域不断向中央和社会交出满意答卷，透过优化行政长官办公室、各主要官员办公室人员的智力支撑模式，并创造有利调动人员建言积极性的氛围，以及进一步优化与特区政府各类諮询组织和社团的联动方式，形成政府与社会多层级的智力支援体系，助力行政长官、司长提质决策，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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